人們雖然嘴上常說，但未必都會真的相信，政治是經濟的延伸。
自下而上政治的必要條件是群體的合力。而群體的共識只能來自于切身利害。這也是為何通貨膨脹與稅收能驅使民眾走上街頭，占領大樓，乃至國旗變色。
自英國光榮革命以來，濫收稅的政府或被議會限制，或被推翻，剩下的也暗藏警惕之心，不得不假道貨幣悄悄獲得額外的收入。但通貨膨脹也有其極限，人們察覺口袋縮水，會輕聲抱怨；人們發現生活水平下降，或會走上街頭抗議腐敗與不公；一旦人們生活難以為繼，革命就此爆發，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
從二戰前的德國，到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再到土耳其與委內瑞拉，兩位數以上的通貨膨脹逼迫人們集體走上街頭喊出反腐敗等政治變革的口號。這些動蕩實則在發生前就埋下了伏筆。
動亂的起因往往是通脹，但通脹未必會導致動亂。如果政府財政仍有能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就像中國九十年代賣國企而建立社保體系那樣，社會還是能夠安穩。而一旦政府財政出現嚴重赤字，只能在資本稅與通脹稅二擇一的時候，他國援助的缺乏與權貴階層的抗稅將會直接引爆這顆炸彈。
埃及，正處在這樣的困境里。
連續三年兩位數的的通脹指標，2017年甚至達到了23.5% 。財政赤字高達10%，軍政府的路徑依賴更難使他們對自己課以重稅，如同國民黨不得不維護大地主利益。埃及的局勢，看似風平浪靜，實則岌岌可危。
中東，會在蘇伊士運河邊再引爆一顆炸彈，忠實地記錄在黃金和原油的價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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